韦绍兰老人总是笑得很灿烂
原标题：《二十二》：讲述战争罪行并非消费苦难
《二十二》最大的意义，必然不是电影技术上的水准有多高超，而是它提醒观众不应该忘记战争带来的罪行，不应忘记日本在中国推行性奴隶制度的真相。
一百个“慰安妇”有一百个故事
这几年关于“慰安妇”有不少纪录片，比如台湾的《阿嬷的秘密》《芦苇之歌》。大陆导演郭柯的《二十二》，也算一部。我去年在北京电影学院为郭柯“站台”，那天请电影学院的师生们看，700个人的场有500多人来，算很不错了。
每个导演有不同的风格，《二十二》就是比较淡，但从中你依然可以解读出很多历史信息。比如《二十二》里很重要的一个主人公就是毛银梅，她的故乡其实在朝鲜，原来姓朴，我20年前就去寻访过她。当年被诱骗到中国的日占区，沦为日军慰安妇。战争结束后没脸回家，就被一个中国农民娶回了家。她和丈夫生活的地方叫做孝感，是一个孝文化氛围很重的地方，民风很好。我问她，朝鲜话还会说吗，她几乎都忘了，但是对家乡的名字记得很清楚——她说，如果把家乡的名字忘了，那我就永远回不了家了。
这是一个很苍凉的故事，毛银梅为了回家，拼命地记住那个名字。但她这辈子都没能再回去。今年1月，她去世了。
曹黑毛老人身体看上去很硬朗
影片里出现的老人，我都了解。比如曹黑毛老人，她是山西人，当时被关在类似“慰安所”一样的地方，在那里怀孕两次。一次生下了孩子死了，一次活着。活着的孩子辗转送到了她母亲手里。后来她逃回了家，问她母亲，孩子呢？她母亲说，我把孩子扔到山沟里喂狼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她觉得女儿已经因为被日军抓去当性奴隶毁了一生，这个孩子活下来除了带来更多悲剧，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而电影里另一个老人韦绍兰，其实也是很真实的。你在电影里看到她笑得很灿烂，也是真的，她就是有宽大的胸怀。但其实她也被丈夫逼着打胎过，但没打下来，就生了。但是这个孩子（即罗善学）的命运观众也看到了，确实也是很悲惨的。
可以说，一百个“慰安妇”有一百个故事，这就是历史。
不专业的质疑才是另一种“消费”
有一些报道说，我认为《二十二》没有什么文献意义，应该是断章取义了。可能这个电影没有故事片那么吸引人，镜头语言的运用也比较普通，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珍贵的纪录。因为这部影片其实是基于这些老人受害的事实已经都确认了，再去拍摄的。但从纪录片里我们更直观地看到很多老人生活的细节，比如海南老人爱兰女士墙上的刀，韦绍兰老人对生活的乐观话语。
整个片子淡淡的，没有刻意剪出来的跌宕起伏，没有从头哭到尾。画面从最初的葬礼，再到最后回到那个山上，树啊草啊慢慢绿了，春天来了，这种风格挺好的。也有力反驳了说导演消费老人苦难的人。一部电影得到大众认可，往往也会伴随质疑。但是有些人的质疑不是出于专业和善意，而是另一种“消费”。
比如《战狼2》票房口碑都很好，就有人说导演消费爱国主义，《二十二》这么克制的纪录片，依然会有人说它消费苦难。其实如果他真的要消费苦难，他可以往更煽情的路子走，甚至去深挖老人不堪回首的经历。但他拒绝了，甚至因此失去投资。
所以，一些别有用心的论调，不会是多数人的判断。
《二十二》应该刺痛年轻人
虽然我肯定这部纪录片的意义，但是对于票房和观众的观影热情，我比较悲观。听说很多地方，《二十二》的排片连1%都没有。历史跟现实是有联系的，今天很多年轻人在和平环境下成长，反而无所感知曾经的苦痛了。譬如前阶段有中国游客在柏林国会大厦前行纳粹礼拍照；国内有游客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穿日军制服合影，还说“攻陷”了这个地方；甚至一些景区会让游客穿日军军官的服饰拍照……这样的“哈日族”，毫无立场让人心寒。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能走进影院，去触摸一下战争的伤痕，去思考如何捍卫和平，把历史、现在、未来，把个人、民族、国家联系起来看。记录伤痛也是铭记历史，今年是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历史看似已逐渐远去，但其实又一直在我们身边，只有每个人都为它做点什么，才能让惨痛的战争记忆不再重演。
《二十二》最大的意义，必然不是电影技术的水准有多高超，而是它提醒观众不应该忘记战争带来的罪行，不应忘记日本在中国推行性奴隶制度的真相。如今“慰安妇”幸存者屈指可数，她们的平均年龄已过九旬。也许老人们都逐渐走到生命尽头，但对她们受到的伤害“讨回公道”的斗争之路，依然漫长。
“慰安所”旧址无意中助《二十二》上映
去年，“慰安妇”研究中心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名义，在网上募集100万，为《二十二》进入院线放映，募集了一段时间都远远没达到数额。直到年底，上海一座慰安所建筑的拆迁问题引发了媒体关注，短短几天，《二十二》的募捐也达到了一百万。后来由南京的工作人员交给了郭柯来使用。
老人们拒绝日方的“有条件资助”
我20年前就开始关注“慰安妇”老人，研究中心从2000年开始援助这些老人。当时这些老人并不像现在这样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那时候在世的“慰安妇”老人还很多，多数生活情况很差。我们在给老人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时，也拒绝了日本一些基金会的帮助。因为日方的资助是不明不白的，它甚至有一个潜在的要挟就是让你不要再控诉、不要再起诉日本政府了。日本官方不承认这段历史，我们怎么可能要你的钱呢？我们中国大陆的老人也很有骨气，她们没一个接受这些资助。
我们研究中心资助老人们的经济来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最早的几位华人女性的捐助，到现在有了比较规范的募捐渠道。可惜现在在世的老人已经越来越少了，研究中心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郭柯说，希望把票房的收益捐给研究中心，对我们自然是好事。当然，一旦《二十二》有收益给研究所，我们也会对外公布。
口述：苏智良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