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皮塔·尼永奥
北京时间10月20日消息，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风波依旧，奥斯卡得主露皮塔·尼永奥为《纽约时报》撰写长文，称从自己还是学生时，哈维·韦恩斯坦就多次接触、纠缠、威胁她。她感慨，性掠夺行为被当做“演艺行业特色”而被人接受，希望这局面能够消亡。
尼永奥的文章写道：
我将我同哈维的经历束之高阁，藏在心里，成为了沉默的共谋，让这个掠夺者持续作恶多年。这些事发生时，像很多分享自己故事的女性一样，我曾以为这种事只发生在自己身上，也深深责怪自己。
但现在这件事被放到明面上来谈论了，我无法阻止这些记忆重新浮现。我感到非常恶心。我非常愤怒——以下讲述的我的经历并不是单独事件，而是某种恶行的模式的一部分。
我在2011年柏林一次颁奖礼见到哈维·韦恩斯坦，当时我还是耶鲁大学戏剧学院的学生。一个中间人向我介绍这位“好莱坞最有权势的制片人”。作为一名想谋求发展的女演员，我渴望与行业内人士见面，但同时也对陌生人和男性的一些意图保持警觉。
我问同桌的人他怎么样，一位女制片人谨慎地让我和哈维保持距离：“在事业上能认识他是很好的，但在他身边一定要小心，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恶霸”。所以我和他交换了联系方式，希望他能考虑我出演他的其中一部作品。我想保持专业，所以我刻意称他为“韦恩斯坦先生”，但他坚持让我叫他哈维。这次初见，我感觉他很直接、有威信，也很潇洒。他并没有让我完全放心，但也没有引起我的警觉。
不久后，哈维发邮件给我，邀请我参加一场电影放映会，说我们将和他的家人一起，在他康涅狄格州的韦斯特波特家中观看，离我当时的居住地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不远。他会派车来接我，我接受了。
我同哈维见面，他告诉我在去他家之前，先一起在餐馆里吃午餐，我没有多想。那是一家人满为患的餐馆，我们坐下后，他点了伏特加和无糖汽水，我点了果汁。哈维对我的选择不以为然，告诉服务员给我换成伏特加和无糖汽水。我拒绝了，说我想要果汁。我们来回拉锯了很久，最终他转向服务员说：“给她上我让你给的，付钱的是我。”我笑了笑，保持沉默。服务员离开了，带着给我的伏特加和无糖汽水回来，他将其放在我的水杯旁边。我喝了水。哈维告诉我，我应该喝伏特加和无糖汽水。我告诉他我不会喝。
他问：“为什么？”我说：“我不喜欢伏特加，也不喜欢减肥汽水。”他坚持：“你要喝下它。”我再次微笑并说我不会。他放弃了，然后称我固执，我说我知道。接下来这顿饭没有纷扰。这一次我发现他非常一意孤行与乖癖。
饭后我们前往他家，见到他的家政人员和年纪很小的孩子们。在大家集合一起看电影前，他简单带我参观了一下房子。他刚刚制作了一部与今天要放映的竞争对手影片类似的电影，但所有人都在夸赞他对手的作品。
我坐下来看电影，但15分钟后，哈维进来找我，说他想给我看样东西。我声明我想先看完电影，但他坚持让我和他走，就像我也是他其中一个孩子一样给我立规矩。我不想在他孩子面前再和他拉锯，所以我应要求和他一起离开放映室。我向他解释我真的很想看那部电影，他说我们会很快回来。
哈维让我进他的卧室，说他想给我做按摩。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然而不是。我第一次感到了危险。我恐慌地想着：或许我可以提议改由我给他按摩，这能让我在身体上有所掌控，全程知道他的手放在何处。我们学校有门课程是“躯干动作”，通过按摩来理解身体、心灵、情感的联系。
他同意了，躺在床上，我开始为他做按摩，并为自己争取时间逃离。不久后他说想脱掉裤子，我让他不要，说会让我非常不舒服。他还是做了，然后我向门口走去，说我不能接受，如果不看电影了，我该回学校了。
我打开门站在边上，他穿上衣服，再次说我固执。我轻笑表示认同，试图安全逃离。
早前哈维让司机去买他制作的HBO剧集《1号女子侦探社》套装，他说我适合演这部剧里（后来我发现这部剧早已没播出了）。我准备离开他家时，他将套盒送给了我，要求保持联系。他司机送我回纽黑文。
我不知道怎么去想这整个按摩事件。我理解为这是不当行为，但不是露骨的性骚扰。我进入的这个行业，亲密行为经常是表演工作内容，所以界限模糊了。而我还参与了一个学习项目，每天都会给同事和同学按摩。所以尽管那次事件让我不舒服，但我还是找到了理由来说服自己，把它当做一个尴尬时刻搁置一旁。他提供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HBO剧的角色，我很兴奋，尤其我一年后就要毕业了，我不知道如何在不影响自己未来的同时处理此事。但我也知道：我不会再答应与他同处一室的邀请了。
我决定邀请哈维来我的学院观看我参与的一个项目，可能这样他能真实地了解我的长处，也能见到我的同事们。他接受了邀请，但在当晚，他发了条短信说他被困在纽约了，无法出席，他会为此作出补偿。所以当我收到官方邀请，参与他的新百老汇歌剧《寻找梦幻岛》的舞台朗读活动，我并不惊讶，我在盘算到底要不要接受邀请。所以我回复说我不太确定，要考虑学校的课程安排。他的回答正是我需要听到的：你可以和任何愿意的人一起来。所以我邀请了两位非常信任的男性朋友，一起参加了这次活动。
之后哈维邀请所有人去餐厅和他的同事、合作者们吃饭。他把我的位置安排在他旁边，另一个女演员坐在我对面，我的朋友们坐另一张桌子。哈维非常轻松地打开话题。他再次变得迷人、有趣，我对于此前的不快经历感到困惑。我观察了对面那位女演员，她刚刚和哈维合作了一个项目，我想看她有没有显示出任何被这位极有权势的男人搞得不自在的神情——没有。我们没呆很久，因为还要赶火车回家。我们朋友们也被哈维吸引。显然他是个恶人，但他也能很迷人，这让人困惑。我感觉他清楚了我的界限所在，且会对其表示尊重。
几个月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邮件，邀请我观看《倾国之恋》的放映，随后去翠贝卡喝茶。接着我收到一通他的男助理打来的电话，安排我的出行。上次我感觉和他已经建立了新界线，所以我自信地单独赴约。看完电影，按照安排，那个助理安排我去Tribeca Grill(餐厅)，哈维稍后到。当我到达时，我遇见了一位女性助理，我想说将是群体聚会，就像此前的朗读活动一样。但她告诉我，只有我和他。她会陪我坐到哈维到来。她看起来很烦躁，我可以想象为一个有无数事情要做的男人工作会多么有压力。
哈维到了，女助手立刻消失。我们点了饮料和开胃小吃。他再一次被我“无酒精饮料”的选择触怒，但没有用强硬手段。小吃还没上，他宣布：“直接进入正题吧。我在楼上有间私人房间，我们可以在那吃完剩下的餐。”我大惊，告诉他我想在餐厅吃。他说让我别这么天真，如果我想当演员，必须愿意去做这种事。还说她和著名女星X和Y都约会过，看看她们现在的地位成就。
我沉默了一会儿，鼓起勇气礼貌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他说：“你根本不知道你放弃了什么”。我说：“无意冒犯，如果我做了你要求的事，我晚上会无法入睡。所以我放弃。”他说我们就像是夜晚里驶向不同方向的两艘船，并告诉我可以走了。
出门后他给我叫了辆出租车，我说我坐地铁（那时我还付不起出租车钱），他给我一些现金，对我说别傻了。坐上出租前，我想确定没有唤醒一只野兽，在我的演艺事业正式开始前就毁掉我的名声和前途，于是对他说：“我只想知道我们之间清楚了”，他说：“我可不知道你的事业会怎样，不过你没事的”。听起来像是威胁，也像是保证，我不敢确定内容是什么。
直到2013年9月，多伦多电影节《为奴十二年》的首映礼，我才再次见到他。在映后派对，他找到我，坐到我身边，把先前坐我旁边的人都赶走了，说他简直不敢相信我发展如此之快，他在过去对我如此之差，他对此表示抱歉，并保证以后会尊重我。我表示了感谢，但暗暗发誓再也不会与他合作了。
2014年我获得奥斯卡后，收到了韦恩斯坦公司一部电影的邀约，但我知道我不会接受，因为那是韦恩斯坦公司。我拒绝了，但哈维不买账，在戛纳电影节时坚持要求和我单独会面。我同意了，因为我的经纪人也在。他诚恳地表示想要让我出演那部电影，但我回复我仅仅认为我那并不是一个我需要扮演的角色。他说他有计划将其做得更大，可能会加入一些性爱场面，如果我为他拍了这部片，他也会回报我——保证为我打造一部电影让我飞黄腾达。最终我过于愤怒，就保持安静。哈维最终接受了我的态度，并表示将来还想与我合作。我撒谎说“谢谢你，希望吧”。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与他的交流。我分享这些，是因为我现在明白了当初不懂的事情：我存在于一个队伍逐渐壮大的共同体——女性们在背地里被哈维·韦恩斯坦骚扰。但我同时不知道存在一个所有人都会关心我同他的关系的世界。看吧，我进入了一个哈维·韦恩斯存在的共同体，而早在我进入之前，这个体系就已经形成了。他是我在这个行业里最先认识的人之一，他告诉我“这就是现状”。无论在哪里观察，每个人看起来都做好准备、毫无异议地跟他做交易。我不知道事情可以有所改变，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做出改变。所以我的生存法则就是不惜任何代价远离哈维和像他一样的男人，我也不知道我在其中会有盟友。
很幸运，我在此后再没有遇见这类事情，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参与的影片里都有强大女性角色，而也有女权主义的男性们，不会滥用职权。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与那些我们经历过的让我们被孤立、让伤害延续的耻辱作斗争。我要是知道这个行业里有很多我本可以与之交谈的女性、有倾听我的耳朵就好了。那样正义就会被伸张，众志成城显然会有力量。我感谢那些站出来的女性们，让我有勇气重新回忆往事。
我们的行业很复杂，亲密行为是工作的一部分，作为演员，我们需要在公开场合做很亲密的事。所以可能有人邀请你去宾馆或家里，然后你会赴约。我们需要保持警觉，确保专业性行为不会被妄用。我希望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姐妹团体及兄弟盟友们在逐渐成型。我希望我们能建立一个体系，女性们都能发声谈虐待事宜，不会再次经历，而不是被嘲笑和质疑。这也是我们为何不发声的原因——害怕再次经历，被我们的软弱无力贴上标签。即使我们可能会遭哈维·韦恩斯坦的倾轧变得无力，通过发声、大声发声、共同发声，我们能重新恢复力量。我们也希望这种被当成“行业特色”而接受的猖獗性掠夺行为能就此消亡。
